传统的HSE管理方法通常依赖于行政措施和规章制度,而忽视了控制员工行为的基本生理机制。如果不了解大脑如何应对压力、疲劳和外部压力,就无法发展安全文化。在本次演讲中,JSC SNIIP的安全文化顾问Evgeny Parygin详细剖析了领导力的心理生理学层面,并解释了为什么传统的惩罚方法在危险生产环境中往往会适得其反。
基于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演讲者指出,人类在工作时间中能够保持分析(批判性)思维模式的时间不超过25-30%。其余70-75%的行动都是自动完成的。
自动思维分为积极思维(基于巩固的安全习惯)和消极思维(在时间紧迫、疲劳或复杂信息过载时产生)。领导者的任务是合理安排工作流程,使员工在进行自动操作时能够依赖积极的模式,而不是在环境压力下犯下本能的错误。
强硬的管理风格和惩罚文化具有具体的生理代价。当压力情况发生时,皮质醇(一种焦虑激素)会被释放到血液中。演讲者引用了研究数据:在强烈压力的影响下,员工的记忆力会下降40%,智力潜能下降50%,运动反应速度降低30-40%。
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白,一个人从压力状态恢复到正常的分析思维区域的心理生理过渡大约需要2.5小时。如果在工作场所通过大声斥责或严厉训斥来惩罚员工,管理者实际上是在几个小时内将其排除在安全的生产过程之外,从而成倍地增加了事故风险。
演讲通过“自己人-外人”沟通策略的视角,详细探讨了安全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为了过渡到更高的层面,领导者需要运用同理心工具并营造信任的氛围,刺激奖励激素(多巴胺、血清素)的分泌,从而中和压力的影响。
沟通的有效性直接取决于员工的价值导向。演讲者以核工业为例,展示了不同代际在工作方法上的差异。如果说对于“婴儿潮一代”而言,地位、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很重要,那么X代则以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为特征,而Y代则注重舒适度和有趣的工作。忽视这些差异会导致管理者传递的正确信息根本无法被下属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