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即将结束。那年我8岁。正如我们家乡常见的那样，秋天已经积雪深厚且寒风刺骨 ——简直就像真正的冬天。当时我上早班，放学后的日常任务是打扫房间和准备晚餐，我必须在父母下班回家前完成。总之，那天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我甚至还去外面玩了一会儿。所以，我和哥哥正在看电视。
天已经黑了，爸爸回到家，一进门就说：
— 快穿衣服。叔叔在单位被压伤了。他现在在医院，得赶紧去见最后一面。
我们穿好衣服出了门。那时我们家还没有车，镇上直到20年后才有出租车。我们步行前往。快步走了十分钟，我们爬到了医院的三楼。跟着父亲走进病房。叔叔躺在右边的一张铁床上，头对着门口，所以他没看见我们进来。看到我们后，他露出了微笑，开始说话：
— 我没事。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我们聊了大概五分钟。医生走进病房请我们出去。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过了一会儿，门再次打开，叔叔被抬在帆布担架上送了出来，身上盖着一块带有褐色斑点的白床单。我记得自己跟着担架下到一楼，然后来到室外。接着，在夜色中走向停尸房：那是一个阴森恐怖的木质原木建筑，外观看起来像一间“黑浴室”（后来发现内部也是如此）。我留在外面，看着担架被放在一张紧贴墙壁、像浴室长凳一样的木桌上。屋里的灯熄灭了，所有人都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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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过去了。我长大了，因为出身于铁路世家，我也进入了铁路系统工作。大约六年间，我换了几个工种和单位，最后调到了父亲和去世的叔叔曾工作过的地方。又过了几年，机缘巧合之下，我被任命为一名HSE专员。坦白说，当时我对这个职业一无所知 ——完全是一场冒险。
第一天，当我独自留在办公室时，我打开了角落里的保险柜。我很想知道里面有什么。我一直翻到中午，手里拿到了一本名字平淡无奇的记录簿：《工伤事故登记簿》。翻阅时，我在其中一页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姓氏。我读了事故的简要经过，然后把记录簿放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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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初期既缓慢又艰难。没有导师，一切都靠自己摸索。阅读、研究、打字 ——头脑渐渐清晰起来。有一天，我去了档案室，找到了关于叔叔那起事故调查的文件档案。
我读到了当时的情况：一辆装载着接触网钢筋混凝土支柱的敞车抵达车站。班组接到的任务是慢慢卸货。但工长为了不想把工作留到明天而催促大家（尽管并没有人赶进度）。在寒风中工作了一整天，司索工的对讲机没电了，现场也没有补充照明 ——而天黑得很快。最终，在一次起吊支柱的过程中，叔叔在敞车内被支柱压住。骨盆、肋骨和内脏都被压碎了。
文件中还提到，当时的工区主任是我的父亲。事故发生后，他提交了辞职申请，此后不愿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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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儿时的记忆就像那扇病房门一样关上了。我完全不记得葬礼的情景。记忆中只剩下那个恐怖的、发黑的木质停尸房，叔叔就在那里永远消失了。多年来，每当经过那里，我都会心有余悸地回头张望。直到后来停尸房被拆除，现在那里只是一片长满牛蒡的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