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E DAYS项目大使Serik Mazhkenov的采访已发布
在最近的采访中，HSE DAYS项目大使Serik Abzalovich Mazhkenov谈到了更新HSE领域关键概念和术语的必要性。
如今HSE管理体系正在蓬勃发展，法律和监管框架不断完善，企业HSE文化发展的新工具也在不断开发和实施。您认为还需要做些什么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首先，我认为如今迫切需要更新HSE领域的关键概念、术语及其定义。这主要包括大约一百年前出现的“劳动保护”、“事故”等词汇，以及后来出现的“方针”和“安全文化”。这对于未来的进步至关重要，正如17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勒内·笛卡尔所说：“如果人们能在词语的意义上达成一致，就能消除一半的麻烦。”
事实是，鉴于近几十年来HSE管理体系发展的显著进步，上述概念和术语如今已失去其时效性。
任何概念或术语的定义都赋予了它们一个语义空间，特定的活动将在这个空间内进行，并为寻找有效解决方案设定了方向。因此很明显，如果语义空间定义不准确或失去了时效性，那么基于该定义的所有后续决策或行动，委婉地说，都将是无效的。
劳动保护还是HSE（劳动安全）？
这首先涉及“劳动保护”一词，该词最初由1918年《劳动法典》引入，意指保护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人员的生命、健康和劳动，这项工作由劳动监察局、技术检查员和卫生监督代表负责（1918年《劳动法典》第127条）。
如今，根据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第209条，“劳动保护”被定义为在劳动过程中保护员工生命和健康的系统，包括法律、社会经济、组织技术、卫生、医疗预防、康复及其他措施。
奥热戈夫词典将“保护”一词解释为“使其免受任何敌对行动、不利或有害影响；防御、守护”。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保护和维持某个对象免受内外威胁的完整性。在这种解释下，任何对象都是需要被保护的被动客体。
同样根据奥热戈夫词典，“劳动”意味着人类有目的的活动，旨在借助生产工具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
综上所述，“劳动保护”是指保护人类创造物质和非物质财富的有目的活动免受外部威胁、不利或有害影响，即实际上为人类开展劳动活动创造有利环境（劳动条件）。同时，在开展此类活动的过程中，人扮演着被动管理对象的角色，需要为其创造安全的劳动条件。
这种将劳动保护视为禁忌和限制体系的方法，自然在该领域的法规中得到了广泛反映。这些禁令和限制的主要目的是在狭窄的参数范围内创造安全的劳动条件，在工作场所形成对健康无害的环境。
显然，造成这种立场的原因之一是，在那个时代，存在并被考虑的可能导致人员受伤的危险和有害因素数量相当有限。对有限数量的危险源采取保护措施并组织监督其执行，在工业生产形成时期提供了必要的人员保护水平。
如今，随着生产强度的提高、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应用以及新劳动类型的出现，危险和有害因素的数量及其对人的负面影响显著增加。经济发展的活力超过了制定新规则或更新现有规则、规范和要求的速度。这导致企业越来越频繁地面临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缺乏对某项工作安全开展的既定要求；另一方面，出现了危险情况以及新的危险和风险，必须在“实时”模式下对其进行控制和管理，而不能仅仅依赖国家规定的要求。
显然，现在是时候用更先进的术语（例如“HSE”或“劳动安全”）来取代过时的“劳动保护”一词了。
奥热戈夫词典将“安全”一词解释为“不构成危险，防范危险”。那么，在我们的语境中，安全应被理解为人类主动识别外部和内部危险，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危险的结果。
那么，“劳动安全”一词将意味着人类安全地（免受外部威胁或不利和/或有害危险因素影响）开展创造物质和非物质财富的有目的活动。这一定义实现了现代HSE管理体系的核心理念——在人类开展劳动活动过程中的以风险为导向的方法。
这使得员工对危险因素和风险的态度能够转变为一种全新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下，员工成为劳动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并将安全视为一种思维原则，旨在其开展劳动活动的过程中持续、有意识地识别和消除危险与风险。
方针还是原则？
公司企业方针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是“方针”概念的不当使用。从本质上讲，该文件反映了公司在特定活动领域的观点和价值取向。奥热戈夫词典中给出了该词在口语中罕见的一种解释，意为“旨在实现某事、决定与人关系的行动方式（口语）”。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首先将这个词与政府在国家管理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活动联系起来，这导致在公司语境下对该文件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并将其与该文件的某种官方（正式）地位联系在一起。
为了消除对该文件重要性的误解并提高其使用效率，建议将“方针”一词替换为“原则”，根据奥热戈夫词典，后者的意思是“信念，对事物的看法”。这种概念的替换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此类文件的语义内容，即代表了企业在特定活动领域的关键原则。
事故还是伤害？
“事故”一词的定义指出，它是指被保险人在履行劳动合同（契约）义务时及在其他情况下，无论是在投保人区域内还是区域外，或者在乘坐投保人提供的交通工具前往工作地点或从工作地点返回途中，导致被保险人致残或健康受到其他损害，并导致需要将被保险人调至其他工作岗位、暂时或永久丧失职业劳动能力或死亡的事件（1998年7月24日第125-FZ号联邦法《关于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强制社会保险》第3条）。
在奥热戈夫词典中，“事故”（俄语字面意为“不幸的事件”）被定义为“不幸，伴随人员伤亡、致残的不可预见的情况交汇”或“令人不快的偶然事件”[1]。
“不幸”和“事件”这两个词的组合使得许多管理者去寻找偶然因素或员工的错误行为，以此来合理地解释事故原因，并转移人们对HSE工作组织中实际缺陷的注意力。
然而，对工伤事故原因的大量研究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绝大多数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反复做出的错误行为。由此可见，任何事故在本质上都不是偶然的，相反，它是执行者或工作组织者系统性违反既定安全规则的必然结果。
最后，大家都清楚，事故总是意味着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或轻或重），包括致命的损害。
基于上述情况，建议将“事故”一词替换为“伤害”一词，后者是指人体在危险或不利外部因素作用下受到的任何损伤。没有任何情感色彩（幸运、不幸），只有事件的必然结果——“伤害”，并将其分类为与受害者生产活动相关（工伤）或无关（生活伤害）。
我们确信，在这种方法下，每一次“工伤”都将被视为生产活动的必然但不希望出现的结果之一。同时，该生产活动的所有危险和不利因素都是由执行者和工作组织者控制和管理的。
显然，为了获得有保障的结果——无伤害和无事故的工作，必须始终采取正确的行动——遵守既定的安全规则和要求。
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的概念是从核工业引入HSE领域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1986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1）发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审评会议总结报告》后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该报告指出，事故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安全文化，即“组织和个人的特性和态度的总和，它建立了一种超越一切之上的观念，即核电站的安全问题由于其重要性而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INSAG-4）。
除了安全文化的经典定义（INSAG-4）之外，文献中还出现了许多其他定义，它们以不同程度的成功试图描述这一概念的多面性。从实践角度来看，最常见的定义包括以下几种：
1️⃣ 安全文化——所有人员的资质和心理准备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确保核电站的安全是首要目标和内在需求，从而在执行所有影响安全的工作时产生责任感和自我控制（OPB-88/97）。
2️⃣ 安全文化意味着培养每一个与核能有关的人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使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极小，他也根本无法采取任何有损安全的行动。
但是，使用这些定义来发展安全文化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们相当模糊，不允许相应的管理体系集中在需要真正改变的具体人类行为领域。
一般而言，任何企业文化都反映了组织所有成员在实现共同目标方面行动的内部一致性水平。
基于此，首先需要了解人类某些行为形成的机制。人类行为形成的一般模式如下：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转化为人的知识，经过其价值观的过滤，成为人的信念，然后以各种行为形式（行动、能力、技能）表现出来。
然而，这种仅依赖于输入信息的系统的行为通常是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只有当系统具有特定目标时，其行为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才有可能。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安全文化的定义：应将其理解为人类在安全开展工作方面的价值观、目标和信念的总和。
提出的安全文化定义使人们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类价值观、目标和信念的明确相互关系和发展上，将其作为确保人类行为发生必要改变的基础，最终形成企业所需的安全文化水平。
因此，企业在HSE和人事管理领域的负责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将传授给人的知识转化为其信念，这些信念将成为其未来行动和行为的基础。
结论
引入新概念及其解释将使国家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HSE领域的专家能够集中精力寻找和确定应对现代商业挑战的新目标和任务，开发解决这些问题的全新方法和工具，并审查和更新现有成果。
显然，HSE领域术语及其定义的修订工作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
采访原文发表在《HSE文化》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