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探讨了基于环境安全文化（作为整体安全文化的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原则和要求，并结合全球核能利用领域积累的安全文化最佳实践、工具和方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以及 Rosatom 国家集团公司的经验），对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以来形成的传统环境教育条件与流程进行转型的可能性。
环境教育是一个有目的、持续的教育过程，旨在培养人类的环境价值观、态度、行为规范以及对环境保护（以下简称“环保”）状况的自觉个人责任感，从而确保在商业和组织决策以及日常生命安全保障（以下简称“生命安全”）中始终将环境安全置于优先地位。安全型环境教育的内涵通过环境安全文化的相关概念、价值观、原则和要求，以及以社会为导向的环境伦理得以体现。
环境安全文化是指组织在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中的特征与属性，以及个人和（或）群体的行为准则的集合。它确立了环境安全问题具有最高优先级，要求根据其对安全的重要程度给予充分重视，并在开展包括安全可持续发展在内的任何活动时，无条件执行既定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切实保障环境安全。
可持续发展是指兼顾生态、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均衡发展，即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并保持环境（E 要素）、社会（S 要素）和治理（G 要素）（统称 ESG）三方面的平衡；这是一种商业经营和各类活动的开展方式，将利润增长与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相结合，且不损害自然生态。这一方法兼顾三个关键维度：经济效益、社会福祉与环境安全。组织的安全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建立、发展和维护强大的环境安全文化等方式加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维度包括：合理利用资源、污染预防、生态系统保护以及减少排放和废弃物（依据《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ISO 26000 标准以及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可持续发展 ESG 方针）。
注：商界的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到了积极履行环境责任并践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企业的支持，这些企业在经营中设定了三大类目标（ESG）：
环境教育是环境安全文化建立、发展和维系的基石。如果没有环境教育，没有对环境保护和安全生态价值观及目标的认同，环境安全文化就只是一套流于形式的原则与规定，缺乏人们的真正承诺，也无法让人深刻理解环境安全文化对生命安全的重要意义。在实现俄罗斯联邦政府制定的国家 ESG 议程目标的过程中，环境教育是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环境教育的本质及其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直接关系到培养、发展和维持公众足够水平的环境安全文化，从而完善以社会为导向的环境伦理基础。环境教育是通过系统的教育过程，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中培养持久、符合生态安全的价值观、态度、动机和行为模式，确保人们不仅依法依规，而且能够面对新的挑战、风险和危害，以负责任、自觉且安全的方式与自然环境互动，及时推动必要的改进措施，包括风险管理与潜在不符合项的预防。环境教育伴随着生态安全价值观向生活实践的“转化”，使每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和全球人类群体习得在自然界中协同共生的持久能力，在长期保护地球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可靠保障整个人类文明的安全可持续发展与繁荣。
不同于侧重传授知识、技能与独立行动能力的“环境培训”，也不同于侧重激发个人领导潜能与环境专业素养的“环境能力发展”，环境教育首先作用于人的价值意义层面以及安全思维和行为文化的基础，塑造以社会为导向的环境伦理和生态安全价值观、信念，培育对违反环保规定行为“零容忍”的文化与情感态度，并强化个人对企业经营活动及人类日常生活所影响的环境状况的责任感。
因此，环境教育的核心目标是：促使全社会和国家领导层改变对待自然及其资源的反社会、“消费主义”态度，转而确立自觉的生态安全理念，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与自然环境及生态安全之间的和谐均衡互动。
传统的教育过程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
环境教育贯穿上述全部三个组成部分，但在“价值育人”环节占据特殊的核心地位——它是形成安全环境思维与行为文化、将危险的环境伦理转变为安全环境伦理的系统性关键要素。同时，它以连续、递进的方式贯穿终身——从学龄前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小学、高校和工作岗位：
环境教育是环境安全文化的根基。缺乏环境教育，安全文化就会流于形式——人们只有在受到监督、迫于压力和不得不做时才会遵守规则，而不是出于内心的信念或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的主动意愿。正是通过环境教育，才能使人从哈德森安全文化成熟度模型中的“病态级”（第一级）或“被动反应级”（第二级），跃升至“系统管理级”，并进一步迈向“主动预防级”和“持续生成级”。在最高阶段，环境安全优先不再是外部强加的要求，而成为内在的核心价值。环境教育绝非安全培训的附属品，而是塑造人与自然安全关系的“精神内核”，从长远来看确保生态安全思维与行为的持久稳定。
环境教育被视为一个连续、系统的教育过程，旨在围绕优先保障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包括维护后代人的利益）来塑造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模式。环境教育覆盖所有年龄群体——从学龄前儿童到在职专业人员，乃至非在职人群（如退休人员），并通过以下几种核心方法加以实施。
该方法的核心是将自觉、负责且生态安全的自然观确立为基础价值；它不是生硬的规则汇编，也不是一大堆往往晦涩难懂、动辄数页的政府法令或行政命令。价值导向法意味着：
将环境教育嵌入完整的教育体系之中，同时融入基本的环境价值观以及安全文化的原则和要求。安全型环境教育不能脱离环境安全文化而孤立存在。为此需要：
其目标不仅是传授生态安全知识与技能，更在于培养稳固、安全的环境胜任力，具体包括：
通过亲身实践、直接参与以及生态导向的情商技能开展育人工作，而非被动灌输信息。具体包括：
将生态文化的价值观、原则和要求推广至教育机构和企业之外，例如覆盖高危设施周边居民、环保类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及网络社区。该方法可通过以下途径实施：
没有管理层和安全领导者对安全优先原则的坚定承诺，环境教育就无从谈起。为凝聚并带动各级领导者共同保障生态安全优先与可持续发展：
上述六种环境教育方法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最有效的方式是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在全面融入环境安全基本原则与要求的前提下，使环境教育同时涵盖价值观、知识、技能、实践与领导力。唯有这样的环境教育，才能为个人和组织奠定强大的环境安全文化根基。
作为系统的环境教育是一个有目的、连续且受控的教育过程，旨在帮助人们建立系统化、生态安全的自然观，培养生态安全思维以及对自然环境负责任的持久行为模式。生态安全系统化管理以现行标准及其他法律法规为依据，这些法规确立了强制性的环保原则、要求及其在企业和公众环保活动中的安全实施规范，既符合各国国内立法及（或）国际公约的规定，又能积极回应社会的新挑战与新诉求。
在建立、发展和维护环境安全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系统的环境教育是更广泛、以人为本的环境教育体系中的价值塑造核心。它绝不仅限于传授知识、技能和独立行动意愿，而是旨在通过接纳全新的生态安全态度、价值观以及批判性与直觉性思维技能，实现人类文化的深层变革，使人们无论在正常舒适的工作条件下，还是在面临高压、危险事件或突发事故时，都能保持稳定的生态安全行为。
环境教育体系涵盖人类心理生理机制中三个相互关联的模块：
环境教育是现代教育过程中一项贯穿始终、持续发挥作用的职能，致力于保障生态安全优先地位，具体表现为：
成功运用环境教育工具、方法与最佳实践的核心原则：只有结合具体时机与情境，紧扣其本质内涵和目标进行系统化、针对性（互补性）的应用，贯穿人的整个自觉生命历程，并得到从教育机构的教师到企业高管、政府高级官员乃至社会知名人士等各级领导者（具有影响力并承载生态安全知识、经验与胜任力的榜样人物）的言传身教与深度参与支撑，环境教育才能真正取得实效。脱离系统化应用、未能为个人筑牢生态安全价值根基的零星单次活动，无法培养出稳固的环境安全文化思维与行为，而正是这种思维与行为，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当前的生态安全状况，并决定未来多年服务于国家生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成效。